荆州王家嘴简《诗经》书写制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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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竹简《诗经》，是早期《诗经》文献的最新重要发现。该批竹简总计约300支，内容涵盖传世本《诗经·国风》部分。《江汉考古》杂志2023年第2期刊出蒋鲁敬、肖玉军二先生《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诗经〉概述》（以下简称《概述》）一文，就竹简形制及简文内容作了初步介绍。其中有关竹简书写制度的部分，对于认识《诗经》的成书及流传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以下试从三个方面论述。

第一，篇末尾题。据《概述》，王家嘴简《诗经》分篇书写，篇末有横贯简面的方形墨块标识，且书有固定格式之尾题。如“《燕燕》六言四章成篇”，“《出其》六言三章成篇”，分别对应传世本《邶风·燕燕》与《郑风·出其东门》二篇。王家嘴简《诗经》的尾题制度，与传世本《诗经》高度相似，而与已知其他出土战国《诗经》文献不同。

传世本《诗经》各篇篇末皆有尾题，注明全篇章数与各章句数。如《关雎》尾题“《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据陆德明《音义》，五章是郑玄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孔颖达《正义》据郑玄《六艺论》“未有若今传训章句”之说，认为“明为传训以来，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题，或在其后，人未能审也”，指出章句的辨析出自毛公甚或其后。王家嘴简《诗经》出现之前，已知文献皆与孔疏上述结论不相违背。2019年刊出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存诗57篇，诸篇之间以方形墨块为区隔，无篇末尾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出阜阳汉简《诗经》篇末尾题格式为“篇名+字数”，如《豳风·七月》尾题“此右《七月》三百八十三字”（胡平生《阜阳汉简〈诗经〉简册形制及书写格式之蠡测》，见《阜阳汉简诗经研究》），无章数句数之说明，仅统计字数。我们知道，篇末字数统计，他类文献亦不乏其例。武威汉简《仪礼》九篇，其中七篇篇末记有“凡若干字”之说明，如《士相见礼》尾题“凡千二十字”（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见《汉简缀述》）。马王堆帛书《易传·衷篇》尾题“衷二千”，廖名春先生认为乃字数之统计而有讹误者（《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见《帛书〈周易〉论集》）。而同时统计章数及句数，则系《诗经》文献的特有制度。东汉熹平石经、敦煌《诗经》残卷等皆书尾题，注明章句，与传世本《诗经》格式相同。西汉海昏侯简《诗经》，尾题“（某篇）若干章章若干句凡若干句”，如“《既醉》八章章四句凡三十二句”（朱凤瀚《海昏竹书〈诗〉初读》，见《海昏简牍初论》），与传世本小异而大同。诸种皆西汉以后文献。至于战国《诗经》写本书篇末尾题，王家嘴简《诗经》之前，乃绝无闻知者。王家嘴简《诗经》的出现，表明今传《诗经》尾题形式的直接来源，至少可上溯至战国晚期早段。《孔疏》将章句的离析推定至毛公时代甚或其后，看来是不正确的。

第二，“篇”“章”“言”三级概念的使用。传世本《诗经》各篇分为篇、章、句三个基本单位，是《诗经》文本的基本概念框架与解说基础。由前引可知，这一制度至晚于王家嘴简《诗经》时代已经确立，并以术语方式呈现。下面首先讨论“言”与“篇”。

前引王家嘴简《诗经》“《燕燕》六言四章成篇”，“六言”，相当于传世本之“六句”。孔颖达《毛诗正义》在《关雎》篇尾题疏语中指出：“‘句’则古者谓之为‘言’。《论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则以‘思无邪’一句为一言。《左氏》曰：‘臣之业，在《扬之水》卒章之四言’，谓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赵简子称子大叔‘遗我以九言’，皆以一句为一言也。”西汉时期依然沿用此概念。海昏侯简《诗经》“目录简”：“诗三百五篇 凡千七十六章 七千二百七十四言”，所说“言”，即为“句”，与王家嘴简《诗经》及孔疏所引诸例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海昏侯简《诗经》正文部分又使用“句”这一概念，与目录简用“言”不同。如“《匪风》三章章四句凡十二句”。“言”“句”并用，或表明海昏侯简《诗经》源自多种文本传统。

“篇”作为《诗经》学术语，已见于传世文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其中“篇”的概念，与今天所使用者相同。其他出土《诗经》文献，阜阳汉简《诗经》S144“十二篇”（胡平生先生推定为《唐风》尾题），海昏侯简《诗经》“三百五扁（篇）”，皆称“篇”，与传世本相同。安大简《诗经》于诸国风诗末尾统计篇数，然不书“篇”字，如“《周南》十又一”。王家嘴简《诗经》风末尾题尚未披露，然据篇末尾题可知，当时已使用“篇”这一概念，且其内涵与今所通行者一致。王家嘴简《诗经》“篇”字的写法值得注意。该字上从竹，下半所从又见于郭店简《老子甲》简1（见图1），读为“绝智弃辩”之“辩”。裘锡圭先生认为其字系“鞭”字古文，“鞭”“辩”声近义通。此字郭店简中多用为“辨”“辩”，又或相当于传世本之“偏”。（《郭店楚墓竹简》）王家嘴简《诗经》“篇”字的写法，当有助于进一步梳理《诗经》相关概念的源流问题。

第三，章题与章次。王家嘴简《诗经》章末有题记，注明章次。《概述》：“每一篇除第一章不作提示，其余各章均有明确的分章标注，如第二章就用‘其二’，第三章就用‘其三’，第四章就用‘其四’。”从《诗经》学史的角度看，“章”的概念出现已久。先秦文献如《左传》等载卿士大夫外交赋诗，即多称引某诗之某章。然而作为《诗经》文本的章题制度，长期以来，只能追溯到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阜阳汉简《诗经》及安大简《诗经》均无章题。近年海昏侯简《诗经》的出土，表明西汉中期已有此制，即于章末书以“其几”，标示分章及该章所在位次。基于海昏侯简，人们一度认为，章题的出现是汉代以来经学建构的结果，并非早期形态。荆州王家嘴简《诗经》书有章末尾题，明记章次，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将章题制度上推到战国时期。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诗经》学意义。它表明，确定的章次及其说解，应是早期《诗经》传授的基本内容。

上述传授制度，传世及出土文献皆有线索可寻。《左传》昭公元年晋乐王鲋“《小旻》之卒章善矣，吾从之”，昭公四年鲁申丰“《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及前《孔疏》所引定公十年郈工师驷赤“臣之业，在《扬之水》卒章之四言”，皆称说章义。上博简《孔子诗论》谓《关雎》“其四章则喻矣”，“《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论说特定章次的具体意义。凡此皆为前述《诗经》学传授方式的承继与反映。虞万里先生根据《左传》等传世文献所载，“上推西周国学教授《诗》时也已用‘章’”（《章句起源与初期形态蠡测——以安大简、阜阳简、海昏简〈诗经〉为中心》）。从《孔子诗论》的称述章旨及王家嘴简《诗经》的章题制度来看，这一论断应是可信的。需要指出的是，按虞先生的观点，《诗经》的分章说解是源于西周王官之学的教授传统，那么，确定的章次次序也应该是必须的。否则，赋诗活动中所谓“首章”“卒章”“二章”“三章”云云则失去意义。部分诗篇章次异次现象的存在，似不足以说明原本章次的不确定，我们曾从训诂入手并结合《诗经》书写体例试作讨论（《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对此问题应做更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

总之，荆州王家嘴简《诗经》提示人们，早期《诗经》的文本传承呈现出相当的规范性，其文本内容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安大简《诗经》诸篇除字形差异外，其具体内容基本同于传世本。《七月》是《诗经》中有数的长篇之一，凡八章章十一句，三百八十三字。阜阳汉简《诗经》所记《七月》字数，与之完全相同。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诸子类文献的文本流变推演《诗经》等经典文献的成书规律，过于强调汉代学术对《诗经》经典地位的建构作用，是值得反思的。

（作者：高中华，系聊城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