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认真地开始，也是认真地结束

每日新闻网  马宏杰  

      写本书的时候，是疫情的第二年，当时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我把自己关在屋里，边看书边写作，似乎效率挺高。《中国南海考察日记》一书交稿后，我不想停下来，于是在想下一部书写什么，《最后的生活方式》还是《最后的戏班》？疫情期间出去采访有颇多的限制，我感觉在随后的日子里，坐在家里的时间会更多一些，加之再过两年自己就该退休了，于是就把《拍摄人间》这本书提到了前面来写，准备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我连续在外跑了十几年，突然静下来，也没有了人际交往，那段时间真的是很静心。做了 20 年的摄影师，又做了十几年的图片编辑，我让自己练成了能动能静的心性。

      记得父亲告诉过我：“小的时候你得了白喉，已经说不出话了，是你三舅给了你妈 5 块钱，才把你的命给救了。”病好之后，我不但话说得多，还精力十足，到处乱跑，胆大到敢自己去墓地里摘酸枣吃。墓地里没人去，酸枣树长得大，结的果子也大。奶奶知道后就吓唬我：“中午不能去坟地，会遇上鬼的。”墓地晚上我是不敢去，但是大白天的能遇上什么鬼？她这么一说，又让我好奇不已，想知道鬼究竟长什么样。于是就拉着大伯家的小儿子，晚上去墓地摘酸枣吃，看看能不能遇上鬼。没想到，墓地没有吓到我，倒是把大伯家的小儿子吓得晚上做起了噩梦，再也不肯跟我去墓地摘酸枣吃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数学差，又属于班里最调皮捣蛋的学生，经常挨父亲揍，慢慢地，我变得性格内向，不愿意说话，但身体内还藏着一颗冒险的心，时不时干出一些胆大妄为的事情，比如带着小伙伴一起爬上 30 米高的烟囱，去看那上面巨大的乌鸦窝。

      中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希望我跟着一个大夫去学中医，他认为医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而我却花了 700 块钱偷偷买了一台相机。那时候我们那里工厂工人的工资每个月才 105 块钱，我花的是一笔巨款。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知识的渴望空前高涨。任何知识对人们来说都是新鲜而诱人的。那时候人们的热情已经从拥挤的菜站、粮店转移到邮局，邮局的报刊零售窗口变成最火的地方。每天下午两点，人们就开始在邮局的订阅处排队，等候购买各种刊物。而这些零售的刊物大多是在邮局订阅中余出来的，在半小时之内，任何报纸、杂志都会被抢购一空。为抢到一份刊物，人们甚至会把柜台挤翻。有一次轮到我的时候，柜台里就剩下一本《国际摄影》杂志，我便把它买了下来。那是新华社办的一本杂志，后来这本杂志停刊了，合并到了现在的《摄影世界》杂志。也就是在这本杂志上，我看到一个“喜马拉雅采蜜人”的专题，是一个国外摄影师拍摄的图片故事，有十几张图片。他罕见的视角震撼到了我，因为我没想到还有这样生活着的人。世界之大，肯定有很多不一样的景色和不一样的生活，而照片却能传播人类这些罕见的情况。那位摄影师拍摄的图片和图片里那些惊险刺激的场景，如同强大的磁场般吸引着我：我也想做这样的摄影师。

      “我要学摄影，当摄影师。”每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父亲就很不屑地纠正我：“那叫照相。”

      他说得对，那年月摄影就叫照相。照相就照相吧。我就带着相机到处照，在乡下，经常遇到人叫我“照相的”“捏（摄）影的”，他们把按快门的动作叫作“捏”。身上挂着两部相机的时候，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卖相机的。总之，在那个时候，人们都把我们这种到处游荡的人看作不务正业的人，出来混的人。

      “捏”的照片多了，获奖也多，我成了市里有名的获奖专业户。

      1994 年初，我拿着上百张的获奖作品去应聘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年底时，我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报社的摄影记者。记者站就在洛阳市政府里面，当记者得采访、说话，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又恢复了小时候的能说会道，即便是见到市委书记、市长、秘书长、方丈、道长，我都不怯场。做了新闻记者，接触的人就更加多了，我甚至还会主动去寻找能为工作提供便利的官员，或者去采访道上的人、流浪汉、小偷、吸毒者……我乐此不疲地听他们每一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不管这些故事是多么传奇、惊悚甚至荒诞。

      王彤第一次和我通电话是在 2000 年，当时他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河南新野县有一个村庄饲养猴子，农忙时，人们就把猴子放在山上，农闲时再带上猴子外出卖艺。得到这个信息后，我就趁着“十一”休假，和洛阳两位影友开车去南阳拍摄耍猴人。没想到走到嵩县就发生了车祸，一辆农用三轮车下坡时刹不住车了，直接撞在我们的吉普车上，所幸没有人员受伤。但是车辆严重受损，拍摄计划就此搁浅。到了 2001 年 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街头遇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就骑着摩托车追上他们，和他们取得了联系。从这一年开始，我一路跟踪这些耍猴人，拍摄“最后的耍猴人”这个选题。

最后的耍猴人

      时间到了 2003 年 10 月，我还没有混出个名堂，供职的第三家报社传出消息，要停刊整顿，我先后任职的三家行业报社，前两家已被停刊整顿，这是第三家了。我觉得自己路走得不少，可总是徘徊不前，命运让我不停地奔波、跳跃，又设置重重障碍。

      这一年我已经 40 岁了。虽说一直处于努力拼搏的状态，可年龄上已走出黄金期，竞争的优势逐渐褪去。有时候连我也在问自己，怎么会这么不幸？像投错了胎一样，干黄了三家新闻单位。我给《大河报》和《南方都市报》都投去了简历，我觉得这两家报纸比较符合自己的个性，想看看能不能得到新的工作。“如果事与愿违，那么我相信命运一定另有安排。”这句话应验了，命运从天而降，我就此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王彤出乎意料地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中国国家地理》要在湖南的电视招聘节目中招聘一名摄影师，谁胜出，谁就来北京。我一直梦想着做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但是我的英语不行，既然做不了《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做《中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

      王彤给我打电话后的第二天，湖南电视台的陈征宇导演给我打来电话，和我确定节目的拍摄时间和拍摄计划。她让我于 11 月 13 日乘坐火车前往湖南，带上一张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于是我就选了耍猴人这组照片中老杨背着猴子的一张。

    2003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2 点，我乘坐火车到达长沙，参加了这场电视招聘，真枪实弹地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能力。最后，经过几轮淘汰，台上只剩下我一人。也就是这场招聘，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我成为《中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

      招聘节目刚刚结束，王彤又打来电话，让我去找一户湖南人家，搬出他们家的全部家当进行拍摄。这是一个考验我的难题——让人家把屋子里的全部家具搬出来。

     “家当”这个选题是那一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题之一。2002 年，我曾经拍过一个这样的家庭，我也在美国《国家地理》上看到过这样的照片，美国摄影师拍摄的是中国江南水乡的一户人家，所以我很清楚怎么拍摄。只是我没有想到，刚做完节目，我就接到了这样的拍摄任务。这是在湖南，毕竟不是我生活的河南，怎么找出这样一户适合拍摄的人家，还得让主人同意这样折腾的搬家过程是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人文地理摄影师，最重要的是沟通，不管身处哪里，都要能完成所需的拍摄。

      好在我找到了凤凰黄丝桥古城，在我的游说下，村里十几户人家都想成为被拍摄的对象。最后，我选出了一户人家，他们家的房子就搭建在城墙下面，城墙的垛口清晰可见，门口有一块不大的空地，可以摆放屋里的各种家当。不久，一张名为“中国人的家当”的照片整版出现在杂志上，而“中国人的家当”这个主题随后也成为伴随我 10 年的选题之一。

     2004 年 2 月 29 日晚上 7 点 40 分，我乘坐洛阳开往北京的 198 次列车去北京报到。那些年，在洛阳这个小地方，这是唯一一趟发往北京的列车。

      当晚，我躺在卧铺上很久都没有睡着，心里在想，我要去做一个伟大的摄影师，我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这个小城市里出来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世界宽广，可我相信，能成功的人不都是天赋异禀，但一定胆识过人。我就靠着胆大来到了北京。

      由于奥运会场馆建设用地需要，当时的杂志社已经从大屯路暂时搬迁到中关村南路的《科学时报》办公楼 4 楼。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上到 4 楼，心想，不知道杂志社的人会怎么迎接我。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没有人迎接我，这里是京城，即便是考进清华、北大的学生，在家乡有人敲锣打鼓地送行，到北京的大学校园也没有任何人去迎接。杂志社里，我只和王彤认识，于是我挨个办公室地问，先找到了王彤，他告诉我，社长的办公室在楼道的最尽头。我走到了楼道最尽头的一间办公室，李栓科社长就在这个办公室里。由于来之前发了短信，他正在等我。当时李栓科社长跟我谈的工资待遇是每个月 3000 元，试用期 3 个月。3 个月后，在杂志版权页上给予署名。说实在的，3000 块钱一个月的待遇，在当时的北京真的不算高，不过那时候北京五环外的房子，每平方米也不过就是这个价格。更重要的是，这里能实现我做“《国家地理》摄影师”的理想。

      入职的第 4 天，3 月 4 日，当年第 3 期的杂志印刷出来了。那时候，杂志社的自发行量要比中国邮政的发行量还大，每个月月初，编辑部都要去大屯路上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院装书，把读者通过杂志社订阅的杂志装进信封，贴上地址后再邮寄出去。

      装书的过程中，我接到《南方都市报》图片总监王景春的电话，王景春告诉我：“我收到你的简历，也看过你拍摄的照片故事，欢迎你来我们这里工作。”我只能抱歉地告诉他，我已经在 4 天前到《中国国家地理》报到了。如果他提前打电话来，我也许会选择《南方都市报》，毕竟那时候做记者还是挺吃香的。又过了两天，我接到《大河报》图片总监吴方敏的电话，说接到我的简历，报社决定让我去《大河报》摄影部工作。那时候在中原地区，《大河报》和陕西的《华商报》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份报纸。

      就这样，我在《中国国家地理》的职业生涯正式开始了。到杂志社后，第一次出差，我就跟着央视《再说长江》摄制组去了长江源头。

      1983 年，《话说长江》开始播出，刚毕业的我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第一次完整地看完了这部纪录片。那时我才知道，在遥远的地方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景。穿越 6300 多千米的长江所经过的山川地貌、人文景观，不仅仅对我，对那时难以出门远行的所有国人来说，视觉上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

      时隔 20 年，央视准备拍摄《再说长江》纪录片，我成为摄制组唯一的摄影师。那时候用的还是胶片相机，我带上二十几卷胶卷就出发了，但上了高原才知道，即使带上 100 卷胶卷也不够用。于是在近 20 天的考察中，我每天只能拍摄一卷胶卷，得非常节省着拍。

      第一次上高原，我的高原反应非常严重，上卫生间时，要用手挤压着膀胱部位才能排尿。原本应该撤离回去的我，硬是在沱沱河坚持了 5 天，我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最终克服了高原反应，跟着摄制组第一批冲上源头。

      8 月的长江源头，绿草、鲜花、耀眼的白色冰川。冰川融水形成了万里长江的源头。这样的景色，这样壮美的山河景观，沁入我的心底。我踏入了一块常人并不能到达的领域，我明白了高原上的人为什么如此尊重雪山，因为雪山不仅仅是美，它还有信仰，有力量，有一种仁者的胸怀。

      站在格拉丹东冰川前的一块巨石上，我眼前是一片壮观的冰碛物砾石滩，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巨石。蓝天上飘着白云，阳光干净得刺眼。细小的雪粒打在我的脸上，像是棉花糖一样，那么绵柔；绿草与鲜花混合在一起。这里的天气时而寒风肆虐，凛冽刺骨，时而阳光照耀，灿烂如夏，一天之中有四季的风光，一天之中有四季的冷暖。

      我站在那里，静静地观看这美到极致的景色，凭着直觉按下快门。

冰川融水汇入沱沱河，成为万里长江的河源

      “你不需要对大自然做任何美化，这世界已存在了几十亿年，而人类只是初来乍到。”自然摄影师格雷戈里·科尔伯特曾这样说。

      那时候的我，真的是初来乍到，这样的美景根本不需要我的相机来美化，它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千万年。

      从20世纪80年代拿起相机开始，行走成了我的常态，我不是在寻求真理，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不能总被关在家里。家人也说：“一个月不出去你就会得病，赶紧走，出去就好了。”

      对我来说，拍摄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而走得远，身体无疾，心有快感。

      在《中国国家地理》工作的 20 年来，我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极不起眼的角落，都有不为人知的神奇。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和民族习俗一直完好地保留在这片隐秘的大地上，清晰而神奇，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而我的工作就是发现、拍摄、编辑这些精美的图片和故事，使其通过杂志这一载体进入国人的眼中。

      你从 2005 年“选美中国”特辑面世开始，《中国国家地理》就成了中国人寻找自然之美和人文视觉的载体。发行量最高时，每个月有 100 万人在等着看这本杂志，这让我们几位图片编辑和摄影师都颇有成就感。

      经常有人对我说，真羡慕你这样的工作，你们去的地方都是大众不知道的奇境，还拍下那么多尽善尽美、难得一见的画面。他们感受到的是作为国家地理摄影师浪漫、美好的一面，却不知每幅令人惊叹的照片背后，都包含着难以预料的艰辛和危险，因为危险常常和幸运相伴相随。

      2008 年 8 月，我在黑龙江考察结束后回抚远县，当地朋友开车送我们去同江，鞍马劳顿跑了 7 天，同行的 5 人都在车上昏昏欲睡。车子行驶在一条笔直平稳的江岸大堤上，然而慢慢地我发觉平头的金杯面包车居然偏离路面，驶向了大堤的边缘，我扭头一看，司机居然睡着了，路边十几米深的沟坡正等着我们。就在只剩下几秒钟时，我从副驾驶座上扑身过去，双手转动方向盘，车子在压在沟壑边缘的一瞬间被扭转回来，一场车祸就这样避免了。

      还有一次，我和同事从河北嶂石岩返回北京，一辆大车阻碍了司机的视野，就在司机准备加速穿越马路时，我大声叫停，那一瞬间，一辆载重十几吨的大货车从我们车前呼啸而过，车毁人亡的悲剧再一次避免。

      这就是我坐车总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原因，不但随时可以发现能拍摄的东西，还多操一份安全的心，从而避免了几次要命的车祸。

      2009 年 10 月，我和队员徒步 3 天走进了墨脱县。从墨脱返回波密的道路是沿着雅鲁藏布江开凿出来的土路，这个司机竟然也睡着了，在狭窄的拐弯处，车子直冲着悬崖边驶了过去，情急之下，我伸手一巴掌打在司机的头上，司机立马醒过来，一脚踩死刹车的时候，车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本以为这次劫难算是躲了过去，可是没想到，命中还有一劫在等待着我。

      第二天，我在村里拍摄时，一条门巴人的猎狗突然把我扑倒在地，一口就在我的小腿上撕开了一指长的口子。为了在 24 小时内打上疫苗，川藏线部队的刘正良团长紧急联系到波密兵站的张文鼎政委，他派医生带着疫苗连夜开车进来，在途中和送我的车相遇，给我打上疫苗后接着往外走。我很感谢他们的帮助，让我在被狗咬伤后的 18 个小时内及时打上了救命的疫苗。

       被狗咬的伤口很难愈合，但即便是这样，我的拍摄依然没有停止。

      11 月份我就去了宁夏。在“宁夏”专辑的拍摄中，我要在一周之内完成 3户人家的故事。当时正值冬天，村里的人很少外出活动，宁夏摄影师陶克图叫上村主任，带着我挨家挨户地“找事”。走遍全村，我们终于找到几家准备外出干活的人。他们有的去长城边挖胡萝卜，有的去修补用长城砖修建的羊圈，有的去长城放羊，有的去把脱粒后的玉米装入粮仓里。这些画面的拍摄我都很满意，每一幅都很有人气，虽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以景观图片为主，但是，我始终不愿意放弃人的存在，一有机会，我就会让人物出现在我选择的景观里，画面里有人物的活动，是我首要的选择。

      紧张的拍摄非常烧脑，让我每晚都在做梦。梦中我都在想，今天拍摄的这些画面够不够一篇稿子？还缺少什么样的画面？夜里我焦躁不已，辗转反侧，以至于陶克图都不敢靠近我，虽说我们几个人都睡在一张大炕上，但他是离我最远的——他看到我被狗咬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怕我得了狂犬病，晚上发病了咬他。

       当然，他的这些忧虑是很久之后才告诉我的。

      后来，老家的朋友得知我的伤情，让村里的老中医给我配了一些专治被狗咬伤的药。药寄到北京后，涂在伤口上，一周伤口就愈合了，这药颇有些神奇。

      2009 年起，我们开始对南海进行考察拍摄，我和潜水摄影师吴立新前后去了 10 次南海。最长的那一次，我们乘坐的渔船在海上漂泊了 17 天，其中我晕船了 3 天，那 3 天我基本上都在船上躺着，甚是狼狈。

      船长看着我说：“大海，除了海水没什么好看的，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美。”

      我晕船的时候，面对着蓝色的海面，觉得船长说得很对。

      终于熬过了 3 天，我恢复了体能，可以在船上正常工作了。为了能拍摄水下的景观，我还专门考了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PADI）的潜水证，可以在南海进行潜水和拍摄。2010 年第 10 期的“海洋专辑”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完整地对南海进行考察和拍摄，那一期杂志上，美不胜收的南海水下图片第一次震惊了国人。

潜入水下30米的地方，发现一个巨大的圆顶珊瑚

但有时候我在想，自己总这么认真好吗？

      2020 年 12 月，我在湖南拍摄中国生产的大型隧道盾构机，接待我的企业人员把我带到现场。3 层楼高的大型盾构机上挂着大牌子，现场非常杂乱，一切都和我设想的画面不一样，于是我提出要求：清理现场、调来升降机等。

      面对我提出的拍摄需求，接待人员连说“那不行”“没办法”，那模样很像春晚节目里的小沈阳，还说了一句：“这个真没有，那个真没办法。”

      我也是不妥协的人，我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道：“如果我说的你觉得过分，你可以请别人来拍，如果要我来拍，就必须符合我们杂志的要求，如果你做不到，就请能做到的人来跟我沟通。”

      最后，他们按照我的要求配合完成了拍摄，双方对画面都很满意。照片在杂志上做了整版的效果。后来还有一个读者打电话给我，说他要买这个盾构机，于是我把这单生意介绍给了厂家，这可是一个几百万的项目。

      我想，如果当时我不认真，那个画面根本就不能实现。认真对了，双方都满意；认真错了，我就得罪人了。

      在拍摄上，我是认真地开始，也是认真地结束。

      这些年，我见过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也见过苦难的人间磨砺。我想，这就是人间万象，因为芸芸众生的目的和标准不一样，只要不是活在天国里，就有颠倒黑白、极昼极夜的时刻。景象如画，残阳如血，这才是人间。

而我的影像关注的，就是这个人间。

编辑：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