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闻网 文/孙仲兴

母亲八十五岁那年九月末,突然双腿行动不便。清晨,接到消息的我迅速赶到父亲家,二话沒说从三楼抱起母亲,乘出租车赶往二三四医院。我在医院各楼层间奔波,陪母亲完成各项检查。结果出来后,母亲被确诊为脑血栓,压迫神经导致下肢瘫痪。主治医师孙医生表示:"需要住院治疗,老太太的病并不严重,你们来得及时,诊断明确,用药后一周左右就能好转。"他特别嘱咐使用进口针剂效果更佳,但每针一千六百元,且无法报销。想到母亲为了这个家操劳一生,作为全职太太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退休金,我毫不犹豫地对医生说:"只要有效果,费用不是问题。"母亲住进神经内科病房,输液后渐渐熟睡。我默默守候在床边,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一上午四瓶药液缓缓注入母亲的血管。困难的是,母亲下肢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常常弄得一片狼藉。两个弟弟都不在身边,妻子在外地带孙子,我只能每天为母亲清洗身体。母亲总感到不好意思,她布满老年斑的手抚摸着我花白的头发,喃喃道:"唉,我没能生个闺女。辛苦你了,老大。"泪水从她眼角滑落,我别过脸去,不敢与母亲对视。

母亲这一生饱经风霜。她十六岁嫁入我家,成为父亲的新娘。一九五九年以前,全家五口人,父亲月工资一百零三元,爷爷经营着城里唯一的一家饭馆,家境宽裕,奶奶操持家务。一九五八年爷爷突然离世,全家仅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又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奶奶年事已高,家中又添了二弟。

一九六四年,奶奶将家中经济大权交给母亲,让她管理这个五口之家。习惯了安逸生活的母亲突然肩负起家庭重担,一时手足无措。她意识到不仅要节流,还得开源,下定决心改变现状。恰逢北票矿务局总机厂高炉车间招收砸石子的临时工,母亲便报了名,成为了一名砸石工。母亲自小未做过粗活,几天下来已腰酸腿痛,那双细嫩的手上也磨出了一个个血泡。夏日里,她被晒得黝黑;冬天,刺骨的寒风又使她的双手双脚红肿如馒头。谁也想不到,这位辛苦劳作的妇女竟是北票矿工报那位舞文弄墨的总编辑的妻子。

一九六四年,父亲从局党委办公室调到矿工报担任总编,报社有一台公用的采访照相机。父亲有时会因公将相机带回家,顺便为我和弟弟拍张合影。不料有 好事者向局党委反映了此事,父亲受到了严厉批评。母亲看到垂头丧气的父亲,既心疼又难过。坚强的母亲决定用三个月砸石子的工资,为家里买一台照相机。

一九六四年十月,父亲利用去锦州出差的机会,购置了家中第一件大件——一台海鸥牌照相机。父亲心灵手巧,还自制了一台简易的印相机。从此,每逢周六晚上九点多钟,父亲便将北屋窗户严严实实地堵上,冲洗胶卷、印制照片,忙得不亦乐乎。这台相机成了全家的珍宝,每到周日或节假日,父亲都会带上全家去公园或南山游玩,一张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的童年,定格了那个时代的记忆,也结交了许多朋友。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兄弟三人也渐渐学会了摄影,尤其是我,将其作为了终身职业。如今,父母都已离世,唯有那台相机依然保存完好。每当我看到它,脑海中便浮现出父亲在相机旁忙碌的身影,以及母亲挥舞十多斤重的铁锤砸石子的画面。母亲啊,您为了这个家,真是受尽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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