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演讲蕴含深沉的文学密码

2024年4月，王蒙、李敬泽、麦家三位作家走进浙江大学文学院，围绕“青春与文学”的主题展开演讲和对话。光明图片/IC PHOTO

【文学演讲的艺术特色与价值追求】

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威廉·里昂·菲尔普斯的演讲《阅读的喜悦》通过收音机广为流传：“文学是历史的永存部分，它是人的品格中最好的、最持久的部分。书籍朋友较之有生命的朋友有着这样的长处：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真实的气质高贵的人们……”无数听众为演讲中关于书籍和阅读的伟大论述而振奋，《阅读的喜悦》也因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被列为世界十大著名演讲词之一。

演讲的历史悠远漫长，其中以“文学”为主题或者说关于“文学”的演讲，颇受人关注和推崇。近来，多篇演讲文稿在网络世界广为传播，成为“现象级”作品。走进优秀演讲的文字世界或可发现，一篇篇浸透着思想光华、文字优美的演讲，蕴含精致的修辞技巧与深沉的文学密码，勾画出一条醉心文学传统却以现代书写实现凌空飞翔的心灵轨迹，演讲的“立言”之功于悄然间得以实现。

“修辞之舞”让演讲魅力无穷

演讲的魅力与蔓延，首在“修辞”之功。“修辞是一种回旋歌舞。”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中，修辞即演讲，言辞世界里的演讲者变换着漂亮的修辞舞步，将声音的意义传播。关于修辞，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定义是：“在任意给定的情况下，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和遵循这种说服方式的能力。修辞是在每一事例中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演讲本质上是一门说服的艺术，目的在于让听众耐心倾听，进而理解认同。所谓“修辞之舞”，即在于文辞的回旋与正旋、飞驰与纠缠，快意好看，精微精妙。漫长的中西方演讲史一再证明，修辞技艺之于演讲，举足轻重。

演讲渐成“演讲术”始于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的伯利克里时代，随着经济繁荣，文化艺术和演讲同时达到鼎盛，古雅典云集各地学者，成为“希腊的学校”。在一些知识渊博、口才出众的论辩演讲高手的组织下，“智者派”和“学者派”专门以传授演讲逻辑、论辩形式和技巧等知识为业，“修辞之舞”成为必修课。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演讲蔚然成风。诸子百家、策士说客层出不穷，他们或办学授徒，传播政治信仰、道德观念，或游说诸侯，纵论天下，阐述立国安邦之策，演讲风气盛况空前。孔子、孟子、苏秦、张仪等，都是能言善辩、才学出众的演说家，一篇篇流传于世的先秦文章，多是他们的演说辞或论辩辞。演讲传统接续至今，变换的演讲文体无不体现出“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的语言魅力。

对于演讲而言，修辞技艺首在“安排”，兼及“用语”，结构和语言是演讲修辞的必修课。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讲的结构一般由四部分组成，除了“开场白”和“结束语”外，最重要的是“陈述事实”和“说服论证”，也即“修辞式推论”，但也不妨偶尔离题或插叙，以“折断性叙事”展示修辞之美。比如作家李敬泽的演讲集《空山横》，“折断性叙事”是其典型特征。作者以演讲为媒介，关联起世间万物。他以一个敏锐观察者的视角，讨论文学的未来、机器的限度、人的可能等。古今、新旧，经典文学、古雅戏曲、沸腾的短视频现象、人工智能与生态环境等，共存于作家眼中的烟火人间，尽显修辞“安排”“折断叙事”的结构魅力。好的演讲语言，也与其他文体多有不同，是“有翼飞翔的话语”，朴素、优雅、节制，又有极高的容纳密度，赋予文本和作者生命的重量，从而使得演讲文多是华彩斐然、余音绕梁的美文，优雅而精准，平衡而严整。

“作者性”是优秀演讲文的鲜明标志

从理论渊源考察演讲的文体属性，修辞是关键要素乃至基本形式。但仅从“修辞”层面观察演讲“出圈”，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媒介发达、传播迅捷、信息无比丰富的时代，演讲声名鹊起、魅力倍增，更在于演讲文稿自身不可多得的文学属性。演讲文是在公众场合发表的致辞、寄语，就传播效果而言，文稿的魅力才是令观众动心、动容的不二法门。

正如英国作家康拉德所说：“我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看见。”好的演讲并非仅在现场产生共鸣共情的轰动，更在于当它们形成文字被看见后的持续传播，及至产生“破圈”效应。而一篇篇演讲文之所以能够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烙印着“作者”的独特个性，“作者性”是优秀演讲文的鲜明标志。

有意思的是，不少演讲作者一再强调自己拙于言辞，或者常常对各种场合的演讲百般推辞。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国华在演讲集《天花乱坠》后记中说：“我在稠人广坐之间，要做任何正式一点的公开发言，就会心跳加速，神色仓皇，张口结舌，内心马上跳出另外一个我，残酷无情地在旁边进行否定性审查，宣判我说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李敬泽也曾经讲到“在寒风中蹲在北大门口故意不进来，迟到一会儿也许就能把致辞这个环节逃过去”，甚至说“多么想这一切没有开始就马上结束，停电吧，解散吧，让我们各自散去，独自散去，让孤独的人融化进这温暖的良夜”。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坦言自己“拙于言辞，从而沉默寡言，很不适合做教师”，说自己“一天不说三句话”，同样透着对当众演说的无奈。这也更加确认了作为文字“作者”的他们，或许更为自在，将“说”写成“文”，也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正如朱国华所说，书面表达是“我重拾信心的救命稻草”，他的心声是对“作者”身份的呼唤与回归。作为学者和批评家，他们各自彰显着风格鲜明的“作者性”，李敬泽的缠绕绵密与联想丰富，朱国华的真诚、隽永与循循善诱，莫砺锋的扎实、严谨与广博精湛……他们用富有美感与乐感的语言，生成出一篇篇“文质彬彬”的演讲美文，载着读者从此岸驶向彼岸。

注重对汉语言传统的圆熟继承

英国诗人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提出，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无一例外与传统构成某种关系；传统本身是一个无形结构，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作品会自动被这个结构所容纳，同时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传统本身亦会随之调整其秩序，保持完整性。从这个意义上观察作为文体的演讲文，语境同时成为一种文本。换言之，因为语境的变迁，传统在文体中始终发挥作用。当下显见的重要文化语境是对汉语言传统的整理与回归，进而将之纳入当代文学与话语建设之中。

基于汉语传统，优秀演讲文的独特魅力在于对汉语言传统的惯性继承。汉语言的意味深长与隽永韵致，无意间在演讲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双向的传授关系。“出圈”的演讲文及其作者在行文中处处表现出对汉语言传统的圆熟继承，“文”就是“意”，“意”就是“文”，笔到意到，意在笔先，深深契合着中华文化的审美集体无意识。

如何认识、辨析和继承传统，是人文领域的永恒问题。对于观众和读者来说，言辞或语言是构建记忆并且表达未来的有效工具，是语言绘制的一个可能的世界。本民族的语言更能激起他们对自我乡土的深度认同，为自我存在打开一扇洞彻之窗。当下一些好的演讲是民族语言的成功实践，是被纳入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优秀文本。《莫砺锋演讲录》集结的所有文章都在向传统致敬，缅怀恩师，敬畏传统，沉迷故纸，畅谈经典，更无消说书中对唐诗宋词，特别是杜甫、苏东坡作品的学术点评，细数文脉，脉脉深情，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跨越古今。

作为一种叙事或修辞的方式，典故在白话文体系中若隐若现，已并非当今作文必需，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惯，精准用典既是才华体现，更是认同标志，串起的是国人生生不息的文化记忆。《天花乱坠》中的多篇致辞对中华典章信手拈来，中文的传统、书生的责任、文学的自由……皆因典故而妙笔生花。传统固然不可忽视，而基于传统的“个人才能”，才是经典文章的重要保障。《空山横》集结16篇有声文章，内容关于曹雪芹、鲁迅、杜甫、汪曾祺，也关于跑步、雨燕、鹅掌楸、人工智能，小到日常之物，大到天上星图，一切都与文学有关、与人有关。从寻常事物切入，直指文学与人的主题，或绵密丰满，或款款深情，或俏皮跳脱，字里行间才华尽显。

优秀的汉语演讲文基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充满鲜明“作者性”的文字，连接起“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以他们的叙事魔法，讲述“与我有关”的中国故事，由此而传递出去的意义充满启迪，令人深思、引人前行。

被听见的演讲与被看到的演讲文，恰如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对于作家与读者的精彩描述，“在那无路可寻的山坡上攀缘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由声音而文字，由网络而成书，文学演讲穿越山河，掷地有声，与读者双向奔赴，紧紧相拥。因为“言得其要”，因此“理足可传”。

（作者：马 琳，系辽宁大学教授、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