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夏王朝的真容——评《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Ⅰ》 张立东 任飞 编著 大象出版社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 张立东 王仲奇 编著 大象出版社

网格纹铜鼎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大象出版社供图

嘉祥汉代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大禹像 大象出版社供图

二里头遗址1984年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大象出版社供图

部分参与夏文化探索的学者 大象出版社供图

　　【读书者说】

　　1950年代末以来，夏文化探索的热潮迭起，夏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最关心的重大课题。1997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张立东与大象出版社《寻根》编辑部主任周雁，开始合作做夏文化探索者访谈录，共采访了24位出生于20世纪20—4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结集为《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出版）。

　　2019年，以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60年系列学术活动为引擎，夏文化研究和传播出现了新一波热潮。在此背景下，大象出版社再度与已任二里头夏文化研究院院长的张立东合作，采访了目前活跃在夏文化考古研究一线的18位考古学家，结集为《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以下简称《手铲释天书Ⅱ》），并修订《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Ⅰ》（以下简称《手铲释天书Ⅰ》），两书同时于2024年6月出版。

　　为考古修史，为学者立传。这两部访谈录记录了几代夏文化探索者潜心夏文化考古与研究的历史，他们探索夏文化的样貌、阐释夏文明的成就，让夏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跃然纸上，让夏王朝的踪迹逐渐清晰，对认识中华文明史的关键阶段和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具有重要意义。两书的出版，为读者认识夏文化及其探索者打开了一扇窗，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将读者带到夏文化的世界。

　　为什么寻夏

　　中国文明历史的长河中，夏商周三代熔铸了此前中华文明肇始阶段一千余年的文明成就，奠定了其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秦汉以来的史家一直都把夏王朝作为中国王朝国家的开端。

　　20世纪初开始，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和治学理念受到巨大挑战，重建中国上古史就成为考古学家的主要使命，寻找夏王朝的证据成了历史学家的愿望和考古学家的担当。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等人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是中国学者首次在中国境内主持考古发掘工作，选择夏县的直接原因是其乃文献记载的“夏墟”之地。1959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工作队，新中国考古的掌舵人夏鼐在与山西工作队队长张彦煌谈话时，明确指出山西队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心，主要是探索夏文化。

　　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指出，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夏王朝的建立是一个转折点。二里头夏都代表的夏王朝，其后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王朝气象，如宫室制度、多进院落、中轴线理念、青铜器和玉礼器群、对周围文化的强烈辐射等，这些后世中国的一系列礼制，都是在夏王朝初步形成的。

　　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唐际根在《手铲释天书Ⅱ》序言中说，夏王朝是中国人心中的结，该书最根本的价值是记录了中国考古学者相信中国存在夏王朝的坚定态度。尤其是张立东，是我们这一代重要的夏文化研究者，是夏文化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提问者的学术功底比提问技巧更重要，采访对象也经过严格遴选。张立东设计夏文化探索者访谈提纲，保证了访谈问题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考古人是寻找夏文化路上的持灯者，他们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地跋涉于田野之间，青灯黄卷、焚膏继晷地徜徉于学海之中，苦苦寻觅着与祖先对话的契机。两本《手铲释天书》记录了几代考古人的“寻夏之路”，其宗旨是为夏文化研究者立传、为夏文化探索史存照。

　　寻夏者的故事

　　书中一个个“寻夏者”的故事，记录了几代考古人求证夏王朝的思想、路径与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著书立说的背后，虽有寂寞和艰辛，但更多的是收获和喜悦。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以古稀之年来到河南西部调查“夏墟”，拉开了以田野考古的方法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在登封告成镇八方遗址现场，徐旭生为当地干部群众讲解文物知识，进行热爱乡土文物古迹的教育；在禹县花石头调查时，徐旭生白天在野外奔跑一天，晚上还到花石头中学做了一次探索夏文化重要意义和调查目的的学术报告，之后又和师生座谈。徐旭生的助手、二里头考古队队员方酉生回忆起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时，对前辈学者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其实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考古活动。

　　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邹衡在著名的登封会议上发言，首次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引起震动。1979年以后，邹衡开始在北京大学陆续招收考古学研究生，刘绪就是按照邹衡的布置而研究先商文化问题的第一个研究生。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的训练，刘绪认识到在研究夏文化过程中要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要探讨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的关系、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关系以及先商文化和夏文化的关系，通过纵向、横向多方面的比较才能把夏商文化区分开。

　　李伯谦是《手铲释天书Ⅰ》的受访学者，20余年后的《手铲释天书Ⅱ》中把他作为第一个受访者放在首篇，衔接了前后两集的学术脉络，显然是独具匠心的安排。1963年秋，他在二里头遗址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生田野考古实习，和同学们白天冒着寒风发掘、晚上挤在一间储藏牲口草料的小黑屋里睡觉，却感到乐在其中。李伯谦说他愿意继续做一个探索者，在新世纪夏文化探索的新赛程中再跑一程。读之令人动容。

　　“河南考古第一人”安金槐，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间隙，布局开展登封、禹县境内颍河两岸龙山和二里头时期遗址调查和试掘工作，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地全面了解嵩山东南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遗存分布和堆积情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至今仍感慨其学术格局之大。在清理王城岗夯土过程中，方燕明顺着夯土层中薄薄的沙层，用小竹签一边剔一边吹，吹掉沙子后夯窝就显露出来了，很多同行戏言王城岗的夯土是他“吹”出来的。2002年秋季，王城岗的田野考古工作重启，王城岗龙山时期小城正西去八方村有一条东西向小路，在实地勘察过程中，老乡说这条路边的庄稼一直长得不好，浇地时这里的土也不太吃水。方燕明等人闻听暗喜，认为下面可能有大型夯土建筑，就在这条路的南边开了一批探方，正好位于后来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北城墙上。方燕明认为，不仅要把文明因素视为文明社会物化的表现形式，更要重点看这些文明因素在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维明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1993年9月调查方城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该遗址，其位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南部，面积非常大，文化内涵有地域特点，出土有扉棱石钺、绿松石珠、陶字符、骨刻字符等，应为二里头文化的一处区域性中心聚落。发掘过程中李维明与券桥乡政府交涉，要求停止砖场对八里桥遗址的破坏。近年“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重启八里桥遗址考古工作，确认面积达130万平方米，发现了夯土建筑基址、墙垣、环壕等遗迹，出土有玉器、绿松石嵌片、铸铜遗物等，文化面貌与二里头夏都高度一致，表明其所在的南阳盆地是夏王朝直接控制区域。如此重要的夏王朝区域中心聚落能够保留至今，李维明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起了关键作用。学界称他是“学术苦行僧”，他则自称“铁血学者”。

　　怎样辨识夏文化

　　怎样在没有同时期文字材料的证明下辨识出夏、商王朝的考古学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是从空间分布上对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时期诸多考古学文化作横向分析。

　　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在文化分布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二里岗文化首先统一了中原、进而又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并对周邻文化产生了强大影响，结合文献中夏商时期夏、商、夷活动地域的记载及成汤灭夏的史实，只有把二里岗文化确定为早商文化最为合理。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代表的早商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基点和钥匙，二里头都邑性质的“最优解”是其为夏王朝晚期王都遗址。确定了二里头夏都代表的晚期夏文化，可以此为基点向上探索早期夏文化。早期夏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不同地区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从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的过渡、又在什么时候被二里头文化整合，这个过程可能就是早期夏文化的发展历程。

　　安金槐认为有关夏代阳城地望的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基本和登封告成一带的地理环境吻合，加之告成镇一带发现有可能相当于夏文化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把探索夏文化遗存的地点选择在告成一带。以王城岗龙山时代小城及东周阳城的发现为契机，他于1977年秋组织了“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这次由全国探索夏文化的主要机构和关键学者参加的盛会，成为夏文化探索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指出，夏文化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夏代与史前的分界、夏代与商代的分界，即夏文化的上下限，这也是夏文化探索者们的共识。

　　李伯谦指出，夏文化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辨认出来的问题。只要从考古学上能够确认夏、商文化的分界，夏代年代学框架的确立就有了起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均为早商都邑的确认，为夏商文化分界找到了界标。李伯谦谈了他对夏商分界的最新看法，认为郑州商城比偃师商城始建年代早、郑州商城应是商人建立的最早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文化面貌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实现了“商灭夏”的政治大变动。

　　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刘绪发现二里头文化晚期和二里岗文化早期墓葬的陶器在器物群、组合、特征上都有明显差异，远比二里头文化早、晚期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不可能是同一文化不同阶段的自然演进所致，应是经过剧烈文化变革的结果。墓葬和居址出土的陶器都说明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之间的变化是主要的，夏、商两种文化的界限应划在这里。1997年冬，在偃师召开了“夏、商前期年代学研讨会”，偃师商城工作队首次明确提出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刘绪指出此前最早提出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的是孙华。高炜等在后来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将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微调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间，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出现的新说。

　　刘绪认为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变是大的历史趋势，不同地区或早或晚地都有这样的进程，嵩山南麓表现为新砦类遗存，其他地区也都有类似体现。作为探讨早期夏文化焦点问题的新砦类遗存，应放在更广大的时空框架下看待，应在时代大变革背景下进行具体研究，不应简单地将不同小地点的转变划归同一个大系统。

　　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孙华认为夏文化是考古学的历史命题，是从考古材料中寻找、辨识并确认古史传说中夏王朝前后以夏人为主体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仅从考古学文化分期来论述二里头文化与夏、商王朝的关系，夏、商王朝政权更替未必能从器物风格变化中反映出来。

　　《手铲释天书Ⅰ》修订版及第Ⅱ集的出版，记录了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和寻夏者的筚路蓝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员徐殿魁满怀深情地说，那些手不释卷、孜孜以求的先辈，用有力的身躯举托着我们攀上了夏商文化探索的高峰。

　　（作者：侯卫东，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二里头夏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张建伟